3月份，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关于“增强粮食、能源资源等供给保障能力”“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打造‘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等的部署，为铁矿行业未来发展锚定了新航向。
当前，我国铁矿行业仍面临对外依存度高、矿山建设滞后、绿色转型压力大等挑战。《中国冶金报》记者采访了吕振华，深入解读国家政策如何落地铁矿行业，探寻行业增强资源保障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中国冶金报》记者：“十五五”时期是否存在国内铁矿勘查开发和海外权益矿布局的新一轮的政策窗口期？
吕振华：铁矿石作为钢铁工业的“粮食”，其安全稳定供应直接关系到国家工业体系的稳定。“十五五”期间，预计我国铁矿石需求总量仍将维持高位，铁矿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供应链脆弱性不容忽视。在全球资源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增大的背景下，将资源安全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统筹，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筑牢发展根基的必然选择。
对铁矿行业而言，一是国内铁矿勘查开发将迎来新一轮政策红利期。国家已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内资源供给能力，并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核心就是提升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矿产资源快速增储上产。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国内铁矿勘查或将获得更多资金和政策的倾斜。中央财政或将加大投入，科学设定找矿增储、开发上产、综合利用等目标任务，完善找矿资金投入机制，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同时，国内资源潜力有望被进一步激活，这将推动资源的基地化、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提升国内铁矿稳定供应能力。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积极响应，如辽宁省已明确将支持建设“国家级铁矿基地”。
二是海外权益矿布局将加速推进并得到更强有力的保障。报告强调要“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这为海外矿业投资指明了方向。单纯依赖贸易进口的模式，正在向“贸易+权益矿”双轮驱动的安全保障体系转变。政策鼓励下，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如西芒杜项目的建设和投产，有望使非洲成为新的全球铁矿石供应端，从供应量和来源结构上有效打破现有高度集中的供应格局。
《中国冶金报》记者：要真正发挥国内铁矿的“压舱石”作用，当前亟须破解的深层次难题有哪些？
吕振华：将资源安全提升至战略高度后，要真正发挥国内铁矿的“压舱石”作用，确实需要直面并破解一系列深层次难题，特别是矿权审批、环保约束、技术瓶颈这三方面问题。
从企业实际情况来看，矿权审批问题当前最为突出，直接制约着新矿山的建设和现有矿山的产能释放。主要表现在审批程序复杂、周期冗长。据了解，尽管已经简化部分流程，但基层执行层面仍存在新增其他要件等现象，导致从探矿权申请到采矿权获批平均需要5年以上，建成投产则需要更长时间。此外，在用地手续、矿权延续、矿权整合、出让收益、矿权压覆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
同时，铁矿企业面临严峻的环保约束。一是部分地区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区在划定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扩大化现象，导致可供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二是遗留问题突出，部分矿权被划入保护区范围后，未能合理处置，对企业后续生产和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三是环保执法“一刀切”现象仍然存在。
技术瓶颈是决定国内铁矿行业能否实现经济、高效、绿色开发的内在问题。一是我国铁矿资源“贫、细、杂”的特点突出，资源禀赋差，利用难；二是随着浅部资源枯竭，深部开采成为必然，面临高应力岩爆、高温热害等重大技术或安全风险，需要全新的开采理论和工艺；三是规模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要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开采，必须依赖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包括超大能力提升运输系统、智能采矿装备、高效充填技术等。
要真正发挥国内铁矿的“压舱石”作用，必须将这三方面问题作为一个系统来统筹解决。矿权审批是“入口”，要先打通这个环节，让有潜力的资源能够快速进入开发阶段；环保约束是“底线”，在开发过程中必须严守，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优化，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技术瓶颈则是“核心”，只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攻克深部开采、难选矿利用等难题，才能将我国庞大的铁矿资源量转化为经济可采的储量，真正实现国内铁矿的增储上产。
《中国冶金报》记者：报告设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的目标，并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铁矿开采曾被视为高环境影响的产业，在“双碳”目标下，铁矿行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抓手有哪些？
吕振华：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政策导向下，铁矿行业需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切实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
一是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使用节能降碳技术装备。加快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采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风机、泵类等设备。推动产品设备更新改造，有效管控生产单元的能源消耗，降低生产能耗强度。
二是推进管理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利用水平。开展企业节能诊断，抓住能耗和降碳主要工序环节，挖掘节能减碳空间，进一步提高能效水平。鼓励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成本。建设能源和碳管控中心，实现精细化管理，构建高效能低碳产线。
三是加快新技术研发，实现低碳技术新突破。创新并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降低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能耗和碳排放。包括低碳安全采矿方法、新型高效节能磨矿、分级技术与装备等。
四是优化用能结构，加快清洁绿色能源应用。做好矿山的用电统筹规划，推动矿山企业绿电替代。利用排土场、尾矿库等场地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减少化石能源消费。
《中国冶金报》记者：报告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您认为目前矿山行业推广智能化最大的瓶颈在哪里？
吕振华：技术适应性是目前最突出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决定资金投入能否转为实效。一是各个矿山资源地质条件千差万别，但智能化建设多采用“通用型标准方案”，导致大量水土不服案例；二是部分矿山智能装备存在“重展示、轻使用”现象，一些智能化设备“建而不用、用而不实”，导致生产效率不升反降；三是许多矿山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导致系统林立、数据分散，系统之间难以互通集成，最终导致智能化实用性与经济性不足。
如果说技术适应性是“硬件”瓶颈，人才短缺则是让“硬件”难以高效运转的“软性”瓶颈。据了解，矿山企业既懂矿业又懂信息化的“矿业+AI”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导致智能设备投入应用后难以达到设计预期；另外，智能矿山建设资金投入大，采购、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大量资金，导致中小型企业难以负担，而且对投入产出有所顾虑，存在不敢用、不愿用心态，投资意愿比较谨慎。
《中国冶金报》记者：结合报告精神，对于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国内矿山企业，您认为他们今年最应该抓住的政策红利是什么？最需要补足的短板又是什么？
吕振华：最核心、最直接的红利体现在资金支持和回笼。报告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新部署一批重大技术改造升级项目，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矿业作为典型传统产业，许多企业因资金短缺，长期沿用老旧采掘设备，不仅效率低下，更存在安全隐患。这笔专项资金为矿山企业更换采选装备等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性资金支持。需要企业积极申请，抓住政策机遇。
此外，报告提出要“下更大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并将其与“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紧密挂钩。这明确释放了国家清理欠款的信号，有助于矿山企业回笼被挤占的资金，保障现金流安全，让企业有能力投入研发和再生产。
